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澧县城头山古城址发掘记

1979年，澧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车溪乡南岳村发现了一座古城，它座落在高出周围平原1-2米的低平岗地上，当地村民称它为“城头山”或“平头山”。

1991年冬，我们在作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决定对城头山的西南城墙进行解剖，以求确定它的建造年代。不料想，开了这个头，以后就成了无法停歇下来的大工程。从1991年秋冬到1998年秋冬，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城头山连续进行了七次发掘，我作为发掘的总领队在城头山度过了八个秋冬。

1995年春，江泽民主席亲自为城头山古文化遗址题名，并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有国内一流的考古学家和中央有关部委领导参加的“城头山遗址发掘学术意义论证会”，与会学者和领导高度评价了城头山的发掘对研究稻作农业起源、城的起源和文明起源等前沿学术课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并建议在城头山建立大型遗址博物馆。在中央各部委的支持下，这一计划已经启动。

1992年和1997年，城头山两次被评选为“全国考古十大发现”。

1998年春，在日本有很高声誉的日本国际文化中心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希望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以城头山为主要对象，开展对澧阳平原环境考古和高科技考古的合作研究，期限为三年：这一合作项目，得到国务院的特许，已于1998年冬开始进行。

城头山八年的发掘，究竟有哪些引起世人注目的重大发现呢？我想主要有三项。 首先是确证了这座城是当今中国最早的城

1991年和1992年，解剖了城墙的内坡，发现在内坡上压着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堆积，而紧贴城墙内坡的文化堆积属屈家岭文化中期，距今4800年左右。因此当时我们把城头山古城建造年代定在不晚于4800年。1994年，我们将解剖城墙的探沟往外延伸，了解了墙心部分的叠压关系：墙心部分的墙体直接压着大溪文化晚期的地层。因此，我们将城头山古城筑造年代提前到了距今52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早期。

1996年冬和1997年冬，将城墙从内至外解剖贯通，直至被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墙听压着的大溪文化早期壕沟。这样基底宽达37米，高5米多的整个墙体剖面清晰地显露出来，让我们从整个城墙的内段开始观察：城墙的内段是最后一次修筑的城墙，墙心部分是和内段同样高度，但其内坡被内段城墙所压：这两部分墙体的夯土，有着明显的区别：内段各夯土层之间铺垫一层卵石，而墙心一段则为纯净的大块原生土叠筑，然后略加夯打，见不着卵石痕迹。两者界限十分分明。更重要的发现是：墙心部分压在更早一次修造的城墙之上，它既压着较早城墙的内坡，又压着其顶部。较早一期城墙的内坡则压着大溪文化早期的文化堆积，局部则被大溪文化晚期的地层所压，因此这期城墙要晚于大溪文化早期，而又早于大溪文化晚期，即应为大溪文化中期，距今5600年左右修建，它的位置在整个城墙的外侧。新的发现还不止于此。在这段较早的城墙之下，还露出了更早的城墙，这才是城头山古城的源头。但如果仅有一、二两期城墙的叠压关系，我们还无法确定第一期城墙修建的绝对年代。但我们的运气实在好得令人无法相信：在第一期城墙和第二期城墙底部之间，正好隔着一层文化堆积，内中有大量陶片，凭着经验，我们认出了这是属于大溪文化二期偏早的遗物，时代已逼近6000年了。还不放心，我们又取了地层中的木炭标本作碳十四年代测定，测定数据为5920 -r-i20年，和我们依据陶片所作的判断惊人地吻合。那么被它所压的第一期城墙筑造年代当为大溪文化第一期，距今时间不会少于6000年。这一期城墙现存高度仅2米，底宽10多米，但有明显夯层。这样低矮的城墙能起到防御作用吗？在清理了与其同时的设施后，这种疑惑终于消除了。原来第一期城墙正好修建在整个岗地的边缘，而在岗地外边修造了深4米的壕沟，壕沟的开口与岗地有1米多的高差，将岗地边沿削成斜坡，城墙与壕沟之间用斜坡过度和衔接．这样从沟底到第一期城墙顶部高差达7-8米，完全可以组合起来成为具有效力的防御设施了。这种四期筑城的地层关系是不是局部现象呢？为了有更充分的证据．我们又对东城墙进行了解剖，解剖结果提供了与西南墙相同而且互相对应的四次筑城的地层关系。

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发现史前古城近四十座，其中有二十余座筑造于龙山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末期，距今4000余年。有十来座筑造于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或与其相当的其它考古学文化时期。在城头山古城未确证之前，中国已知最早的一座城为仰韶文化晚期筑造的河南郑州西山古城，距今约5300年，而城头山古城始建于6000年前．将中国古城出现的时间推前了700-800年。 很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都将“城”认定为鉴别国家的指标，古文学关于“国家”的字眼往往带有表示城墙的义符。难怪《礼运>的作者以城郭沟池作为国家的要件。今天看来，城还透露更深刻的意义．古城都是夯土城墙，筑城工程相当复杂，从设计、测量，以至鸠工取材、取土、运土和夯筑，过往繁复，劳力密集。由筑城工程可以透视其行政组织发展的程度，大批劳动力的编组和指挥，养活他们的粮食也显示剩余生产集中的多寡。沉默的城墙经考古学家发掘后，终于如实地提醒我们，恩格斯界定“国家”的一项要素——公共权力，可以清楚地从它身上读出来。 其次是揭露出6500年前的水稻田，它比世界上任何一处已揭露的稻田都要早 洞庭湖区是稻作农业最主要的发源地。在澧县的彭头山，八十垱等遗址均发现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水稻。特别是八十挡发现稻谷的数量更是惊人，在数平方米的范围内竟收集1.5万粒，它们不仅是世界上已发现的稻谷稻米中最早的一批，而且数量超过了国内各地已收集的总和。根据其形态，农业学家认为多是栽培稻，由此，“长江中游，特别是洞庭湖平原为稻作农业的最重要发源地”成为许多农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观点。但要在国际学术界成为无可争议的共识，还需要提供一项必不可少而又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那就是寻找到当时的水稻田。为此，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在澧阳平原作了大面积的钻探和取样，但始终未能选准进一步探寻的理想目标。1996年12月，城头山东城墙当解剖到临近原生土层时，却出现了未曾预料到的情况：在第一期城墙之下，压着一层厚近30厘米的浅灰色粘性很重的泥土，参加发掘的村民一齐惊呼：“这是水田土”，而专业工作者则用专业术语称之为“静水沉积”。在土壤中，挖出了还显白色的根须，我就近在现代农田里扯了一蔸稻的根须，两相比较，毫无区别，因此确认这是古稻田中稻的根须。为了找出更多的证据，我们将泥土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存在大量稻叶和稻壳的植物硅质体。为了把水稻田揭示得更清楚，1997年冬发掘时将东城墙发掘区向南而北扩展，发掘面积达600余平方米。平行排列着的三丘古稻田终于较清楚地露出了真容：靠东一丘被大溪文化早期的壕沟所破坏，中间的一丘部分压在有意保留着的第一期城墙之下，最西的一丘则完这地揭露出来。用碳十四和光释光测年的方法测定农田中的泥土下层距今6000-6600年，上层距今6300-6200年。当田土逐渐淤高到与原生土田埂齐平时，再在其上加垒新的田埂．故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最大的一丘田宽米多．1998冬发掘，找到了它南端的尽头，但北端田仍压在发掘区外，因此仍未见其尽头，现在田埂的长度在30以上，面积至少在0.3亩以上。在几丘田的西边较高的原生土上，有人工开凿的几个水塘，有多条水沟，大概用以吸纳地面水和雨水。看来灌溉设旋已初步配套，说明水稻田的出现已有不短的时日。城头山局部地方的文化堆积最底层有比大溪文化更早的汤家岗文化的文化层，当时还没有建城，是一个普通的聚落。这些水稻田当为汤家岗文化时期聚落居民提供了食物的保证=城头山古水稻田的发现．最终使“中国水稻是由南亚传来的”这一传统观点失去了立足之地，确证了中华民族在驯化和栽培稻谷（人类最主要的三大粮食作物之一）这一伟大事业中的历史功勋。

洞庭湖区8000年的稻作材料和6500年前古稻田的发现，可以解答人们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最早的城出现在洞庭湖平原？”因为域的出现是聚落形态演变的结果，而聚落的出现和变化基础是食物生产的不断丰富。农业经济的发展，使社会上第一次出现了剩余劳动，这样促使手工业逐渐成为专门的生产而独立出来，同时也使一部分人脱离生产从事必要的管理工作成为可能。结果是在这些管理人员中引发出控制生产品再分配从而聚敛属于个人财产的欲望，导致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解体。另一些方面，由于人口和资源这两个变量的不平衡，一些因各种原因而得不到稳定食物来源的聚落产生了对富有聚落财富（首先是粮食）的觊觎，这样迫使富有聚落不得不兴建和逐渐完善防设。再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定居的普通性和稳定性，人们产生了对土地的高度依赖，在原来维系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之外，又产生了浓厚的地域或领域观念。这些观念和行为的变化，直接的结果就是古城和古国的出现，就是由部落社会经由酋邦社会向早期国家的递演变。 第三是发现和揭露了一座时代最早的完整祭坛和众多的祭祀坑 宗教在古代人们的观念和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由部落社会向国家社会转变时期，酋邦的首领（以后演变为王）也就是宗教阶层的头，或者是虽然二者分属两人，但权力几乎相等。要在考古发掘中证明已经出现了这种高踞于民众之上的酋邦首领或宗教阶层的头，主要靠发现大型宫殿建筑和大型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场所：庙和坛。有幸在城头山，我们找到了大溪文化早期从事祭祀和宗教活动的大型祭坛。在同时期的各地发现中，它是最大、最完整也是揭露得最清楚的一处。1997年冬发掘东城时，即在正对着东门豁口角城内十多米处，发现了一个用黄色纯净土筑造的建筑基址，在至高点有一个径近1米，深0.2米，底部平整、圆边极规则的坑=在坑中，平放着一块椭园形的大卵石。这个坑因太大太浅．不适合作为柱洞，理应另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另外，在黄土台的东缘发现数量甚多的大溪文化早期墓葬。在正东有三座墓，均为仰身直肢葬，有丰富的随葬品。678号墓还保存了完整的男性骨架，特别令人惊异的是在骨架左侧置放一小孩头骨。成人骨架颈部有非常精美的玉器，随葬磨光红陶器30余件，墓坑四角之外各有一座没有随葬品的屈肢葬墓。这座墓的墓主，一定具有不同寻常的身份。这个黄土台，我们当时就怀疑是祭坛。为了彻底弄清它的原貌，1998年冬我们对黄土台作了全面揭露，发现它略呈椭圆形，南北长径在20米左右，东西短径（因西部尚压在发掘区外）可能在12米左右，面积估计为250平方米，完全是在平地堆筑夯打而成，中间高，向边沿倾斜。在较高部位有五个与1997年冬发现的圆坑大小形状特征都完全相同的坑，其中三个由西北向东南成直线排列，距离均为4.5米。中间一个坑与不成直线的另两个坑则成等边三角形排列．这几个坑中也置放有大块卵石。在土台的最高部位，有一圈屈肢葬墓，其中一座墓的骨架葬于一大圆坑中，骨架下有黑色板灰，疑原有葬具．坑内随葬有牛的下颚骨和鹿牙，但没有陶、石器。我怀疑所葬为巫师。其它几座屈肢葬墓均一无所有，极可能为祭祀的人牲。在祭坑的东北、正东和东南、西部边沿，都叠压着大片的红烧土和厚达数十厘米的草木灰，或是祭祀建筑倒塌所致，或是祭祀活动的遗迹。特别令人兴奋的是，在祭坛东北、东南、南部边缘之外（因西部、西北、西南部和北部边缘之外未能发掘）发现了数十个坑，有圆形的、方形的或长方形的，形状和坑壁均十分规整。不少坑内或有满坑倒扣的陶器，或有大型动物骨骼，如牛、犀牛的肩胛骨、腿骨，或是满坑的大块红烧土，满坑的草木灰，显然无法视作一般弃置垃圾的灰坑，在东北边沿外一个编号为315的坑内，上层倒扣着上十件陶器，均为釜、碗、碟一类炊具和食器，而其下，则是深近1米的草木灰，内有大量经过烧灼的炭化大米。联系到祭坛时代为大溪文化早期，而位置则紧贴着早先的水稻田，怀疑其作用除祭拜天地祖先外，最大的作用很可能是祈求丰收。

80年代初，当辽宁的考古工作者在辽西喀左东山咀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距今5000年左右）和建平县牛河梁女神庙发现后，当代中国考古的指导者苏秉琦教授高兴无比，评价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而今6000年左右的祭坛在城头山被较完整地揭露出来，无疑将为城头山古城所显示的洞庭湖平原初现的文明曙光增添无限的光彩。

八年来，我们在城头山发掘了近4000平方米，可算是已有了较大发掘的面积，但相对于这座仅城内即有8万平方米的城，仍只占极小极小的比例。要彻底弄清城的布局，科学地评价它的发展水平及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尚需要继续作多年的发掘，作更多的揭露。相信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城头山这个宝地将有更多的古代文化的瑰宝展现在人们的面前。